当大西洋史遇见全球史：七位欧美史家对美国早期史的思考

2026-09-15 · 忠琦配资

“美国是如何诞生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印象来自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历史著作，那么答案很可能是那部神圣的“美国建国叙事”（Founding Narrative）——一群追求自由的精英，在1776年签署了《独立宣言》，用一场伟大的革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但当我们开始触碰 大西洋 史（Atlantic History）后，这个“标准答案”发生了破碎。美国

“美国是如何诞生的”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最初印象来自那些耳熟能详的传统历史著作，那么答案很可能是那部神圣的“美国建国叙事”（Founding Narrative）——一群追求自由的精英，在1776年签署了《独立宣言》，用一场伟大的革命，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但当我们开始触碰 大西洋 史（Atlantic History）后，这个“标准答案”发生了破碎。美国的诞生绝不可能只靠“内部”故事来解释，它是一场跨越整个大西洋世界的“跨国事件”。例如，奴隶贸易、欧洲移民、非洲农作物、加勒比海上的帝国战争……这些元素共同编织了这个国家的童年。正是这种“颠覆感”，让大西洋史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异军突起，成为重写美国早期史的“重要工具”。

当然，这个“工具”绝非完美。它最初确实打破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辉格史观”，让我们看到了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笔下那些跨越海洋的“人口流动”， 雷迪克 （Marcus Rediker）笔下“自下而上”的底层反抗，以及斯帕克斯（Randy J. Sparks）笔下作为“历史主体”而非单纯受害者的非洲人。21世纪初以来，大西洋史自身陷入了困境，它的时空边界依然有限，研究视角仍有意无意地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当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浪潮汹涌而来时，大西洋史的研究者们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大西洋孤岛”，从“跨大西洋互动”走向“全球大融合”大西洋史亟需“转型”。

《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七位欧美历史学家访谈录》是对这一问题的系统呈现和回答。该著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学术对谈”。作者魏涛以一位“同行研究者”的身份，走访了七位活跃在美国史学界前沿的学者。这七位学者，恰好涵盖了从大西洋史经典范式到全球大西洋史转型的关键人物。读这本书，我们仿佛不是在阅读，而是在旁听一场高端学术沙龙：他们如何评价大西洋史的“黄金时代”又如何回应全球史带来的挑战他们眼中的“美国的诞生”究竟还能被怎样重写这些问题，正是我这样的史学青年，最想听到的答案，这本书恰好提供了一扇风景绝佳的窗口。

美国是如何诞生的：大西洋史重构美国早期史

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方式多种多样，在大西洋史诞生前，学界多以传统视角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和思想史等书写“美国的诞生”。大西洋史出现后，它成为美国早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学界开始聚焦15世纪末欧洲开启跨大西洋航行直至19世纪末美洲奴隶制终结的时间段，关注美洲、欧洲、非洲大陆及众多岛屿上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互动，将这些要素与互动视作一个整体研究，并阐发它们与早期美国的联系。具体观之，大西洋史视角下的美国早期史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作了史学突破，重构了“美国的诞生”。

首先，是对前述“建国叙事”的重审与修正，受访学者中的朱克曼教授（Micheal W. Zuckerman）、卡普教授（Benjamin L. Carp）及奥肖内西教授（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是其中代表。很长一段时间，关于美国早期史、美国革命史的研究是一种卡普所言被简化的“安全的睡前故事”，故事中存在正邪之分——美国人民通过抗争击败了邪恶的宗主国，赢得自由。研究对象亦多关注伟人、重大事件等。朱克曼和卡普等学者引入大西洋史、新社会史视角，重写美国的“建国叙事”。朱克曼在代表作《和平的王国》（ Peaceable Kingdom: New England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中指出，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对权利、自由等概念毫不关注，当时的村镇会议亦非“现代民主”，居民更关注“共同的观念”，因此传统叙事认为的“美国的诞生是民主制度在北美殖民地逐步确立的结果”并不成立。卡普以1776年纽约大火的研究展现美国革命多元化的一面——被歌颂的精英们或许歪曲了事实以取得道德舆论的优势，而大火背后那些不支持独立的群体乃至革命叙事中被忽视的纽约市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奥肖内西提出传统叙事中被忽视的问题——加勒比殖民地未如北美殖民地一样趋向独立，甚至政治上极端保守，如反对宗主国的废奴主义浪潮，他认为白人种植园主群体基于利益需求做出这一选择。奥肖内西亦关注到以往被忽视的英国军事指挥人员在独立战争中的出色表现及法国外援的重要性。

可以说，三位学者基于新的史学视野对“建国叙事”作了重构。以往叙事中，北美殖民地存在一种“压迫与反抗”“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但经由新视角，可发现这种对立并非绝对，例如加勒比海的殖民地默许了宗主国的压迫与剥削，北美的中立派和效忠派为数不少，对独立的影响也较复杂；同时，旧研究者习惯将英国殖民者视作反动、邪恶的存在，美国人民依托天然的正义性获得胜利，但新的视角之下，英国军队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他们在道德上并不邪恶，美国革命的胜利也不仅是因为“正义”“民心”，法国的支援、效忠派对英军支持不足同样是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重构并非对传统建国叙事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更复杂的历史情境中重新解释革命与建国过程，如奥肖内西仍肯定民众支持对革命的重要性，朱克曼不否定革命时的“共和意识”，只是认为建国后它逐步让位于“自我利益”。大西洋史使美国早期史研究摆脱了进步史观及线性目的论，学界得以关注美国早期史的复杂性。

其次，是发掘新的研究对象，受访学者中的雷迪克教授、扎加里教授（Rosemarie Zagarri）、兰斯曼教授（Ned C. Landsman）及斯帕克斯教授是其中代表。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北美殖民地本身或宗主国英国，因此易陷入西方中心论、美国中心论而忽视其他因素对美国早期、美国革命的影响。大西洋史使学者们聚焦以往被忽视的研究对象，为美国早期史提供多样化视角的解释。雷迪克关注“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底层劳工、奴隶船、海盗、废奴主义者本杰明·莱（Benjamin Lay）等，他填补了宏大叙事下的底层地基。扎加里关注那些被忽视的政治活动家，尤其是“大英帝国代理人”托马斯·罗——他的经历证明了美国不是传统认识中的“反帝国而生”，美国继承了大量“帝国的遗产”。兰斯曼关注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苏格兰殖民地及社区，并将他们与苏格兰本土社区对比，呼应苏格兰历史，使帝国内部的研究具备了对比性与交互性。斯帕克斯的代表作《卡尔巴尔的两位王子：一部十八世纪的大西洋奥德赛》（ The Two Princes of Calabar: An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Odyssey ）及对安纳马博统治者的研究，将美国早期史研究扩展到非洲，解构了奴隶贸易的简单链条，非洲社会不再是奴隶贸易的被动对象。四位学者虽研究对象不同，但共同突破了以北美殖民地和欧洲政治精英为中心的美国早期史框架。可以说，大西洋史范式使史学家们关注到以往被忽视的众多研究对象，尤其是微观研究对象，史学家们得以一定程度脱离了西方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

经由发掘新研究对象，四位学者丰富了美国早期史的历史解释。雷迪克将奴隶贸易及其涉及的人群视作资本主义兴起不可或缺的一环，而非空泛地论述“资本积累”；兰斯曼通过莱昂·加德纳这位军事工程师的经历，既展现了一个“普通英国人”如何扎根北美，又展现了早期北美殖民者与土著居民关系的另一面——他们不是简单对立的“殖民者—被殖民者”；斯帕克斯笔下两位王子的经历：奴隶贩子——成为奴隶——在殖民地被奴役——逃亡——在英国争取自由——回国——再次成为奴隶贩子，实质上从微观个体的生命轨迹展现了大西洋史的全貌。大西洋史视角下，美国早期史既不是简单的殖民历程，也不是美国与英国的单一的互动，它是大西洋上各个阶层、各个文化、各个大洲的多样化、非线性交互的结果。

《卡尔巴尔的两位王子：一部十八世纪的大西洋奥德赛》（ The Two Princes of Calabar: An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Odyssey ）

最后，是学者们并未满足于大西洋史范式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直面其局限——时空尺度较小，关注民族国家，仍存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等，将全球史、跨国史、帝国史等范式引入，试图突破现有局限，作综合性研究。朱克曼提出“美国革命内战说”，即美国革命在全球史视野下不过是一场“一部分英国臣民反对其他英国臣民的斗争”，历史往往只记住了“沿海政治精英（即革命派）”，但不应遗忘“其他那些英国臣民（如边疆地区反对独立的人）”，朱克曼“内战说”的实质是力图以全球视野发掘那些以往研究中被遗忘的群体，继续搜寻被忽视的研究对象。奥肖内西和兰斯曼则以帝国史视角关注帝国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奥肖内西甚至希望以英国保守党奠基人爱德华·史密斯-斯坦利视角书写美国早期史。他使用斯坦利在北美期间的日记作为史料，展现斯坦利敏锐的政治嗅觉，如在南北战争前20余年他就断言“北方人害怕美国成为一个种族融合的社会”“甚至可能有一天会迎来一位黑人总统”。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展现了美国独立后英国与美国间紧密的、双向的联系，斯坦利既因为这种联系得以作出准确的预判，也因为这次访问的见闻对自己后来在英国的政策做出了调整。换言之，奥肖内西将帝国大西洋史的研究时间维度从殖民时期延伸到建国以后。斯帕克斯希望进一步研究各地英国领事馆档案，他注意到许多陷于奴隶贸易的非洲人会前往英国领事馆展开自由诉讼，可见全球史视角下非洲人并非“单线被奴役”，他们利用其他欧洲国家和殖民地相较美洲更早进行的废奴运动进行抗争。斯帕克斯以新视角挑战了以往非洲人“沉默的受害者”形象，他笔下的非洲人敢于争取自由、善于斗争。

可以说，受访者们虽以大西洋史而享誉学界，但并未止步于此，他们开始拥抱更广阔的时空维度，进一步摒弃以西方、美国为主视角的叙事形式，关注更为多元化的研究对象，展现他们的另一面。以新视野、新思路回望美国早期史，发掘那些“遗失的碎片”，将它们拼接起来，这是大西洋史维持其生命力的破局之道。

一言以蔽之，魏涛以访谈形式呈现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一次重大转折——大西洋史范式的引入重写了“美国的诞生”。

守正与创新：大西洋史研究者问题意识的形成

美国早期史研究从传统视角过渡到大西洋史范式，又过渡到全球史范式等更广阔的视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守正与创新并立。经由魏涛细致的访谈与梳理，这一过程的学术脉络清晰明确，既可给读者选择研究方向、研究问题以启示，亦可为读者学术道路的发展提供借鉴。

首先，本书受访者对人生经历的回顾为读者如何发现问题、确立研究方向提供了启发。他们研究中问题意识的产生并非偶然式的盲人摸象，七位学者出身各异，但他们选择具体研究对象时，都受到了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影响。朱克曼提及早年生活的费城在美国历史的重要意义；雷迪克的工人家庭背景成为其采用“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重要原因；扎加里成长于女权主义兴盛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此她从历史中探寻当时妇女与现实的相似性；奥肖内西成长于英国教育体系，接受美国史名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所推崇的英国式个人化教育，当时适逢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崛起，他开始研究英帝国内部的历史；兰斯曼则逐步将自己对苏格兰的向往化作研究方向；斯帕克斯是被从小的家庭氛围及民权运动感召，转向美国南方和奴隶制研究；卡普从小受史学熏陶，其后产生了对殖民时期历史的兴趣。

纵观七位受访者，他们选择研究方向的共同点是“由经历而生的兴趣”。卡普的回顾尤为细致，他讲述自己先是受身为高中历史教师的父亲影响，开始关注历史故事，参观历史遗迹和博物馆。其后他通过本科社会史选修课认识到历史是适合他思考方式的工具，并开始研究法庭档案逐步学习历史学技能，到大学三年级时放弃其他求职意向。最终，他经由阅读一篇关于美国革命中一位小人物鞋匠的历史学论文，开始对具体的微观研究对象产生浓厚兴趣，他逐渐关注革命中的普通人，于是决定研究美国革命时代的消防员（鞋匠的兄弟是一位消防员），并着手写作、发表了论文从此走上学术道路。这之后他延续了这一研究方向“美国革命史”至今未变，从他研究纽约大火也可看出这与他最初的研究兴趣（消防员）紧密关联。可见卡普的学术之路是在兴趣的指引下一步步由“历史爱好者”成长为“专业研究者”，在最关键的一步选择具体研究对象及研究方向上，更是源自广泛阅读文献中产生的兴趣。卡普在访谈中直截了当地表示“历史学家该研究什么来自学生自己的兴趣，若非真心热爱，我们也不会花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科研项目上”。因此，当斯帕克斯被问及中国学者应如何选择研究领域时，他回答应选择“中国劳工”。这一选题既与中国沉痛的近代史密切相关，适合引发中国学者深入研究的兴趣，又切合当下全球大西洋史研究中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张的特点。从七人的经历和斯帕克斯的建议中，可看出培育兴趣是问题意识产生的关键一环。若无人生经历、时代背景及学术成长中的兴趣积淀，他们不会从事后来研究的领域。但从兴趣到问题意识的出现进而确立自身研究方向，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是扎实的学术训练——七位学者在访谈中不约而同展现出对求学岁月的感激及对历史学研究技能的娴熟掌控。

其次，七位学者的学术脉络体现了学术研究中守正与创新的并存，为读者投身美国早期史研究提供可跟随的学术路径，并为读者在此基础上如何拓宽学术边界、进行有的放矢的创新提供借鉴。本书作者魏涛在访谈的开头以较大篇幅引导受访者回顾自身的求学经历，展现了他们如何在学界既有基础上逐步走向创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朱克曼和兰斯曼。朱克曼谈及自己与恩师伯纳德·贝林的激烈矛盾，贝林是美国史名家，他对大西洋史、美国早期史、美国革命史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解释。朱克曼在贝林“共和意识”的基础上论述建国后“共和意识”的衰退及“自我利益意识”的增长，指出自我利益才是构建美国的关键，朱克曼自下而上的研究挑战了当时贝林和学界自上而下的传统，但如他所言“他与贝林追求的东西是兼容的”。兰斯曼则从美洲早期宗教史入门，在这个已然“饱和”的领域逐步转向新社会史，关注苏格兰殖民者中的宗教问题并完成博士论文，随后逐渐转向对苏格兰社区、苏格兰裔移民的关注，最后依托全球史、帝国史、大西洋史将视角转回欧洲成了苏格兰史专家。二者对新领域的开拓很好地体现了何谓学术的守正与创新。

学者们的“学术简历”阐明了如何在既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寻找创新空间，而非另起炉灶。卡普在访谈中建议中国青年学者“广泛阅读”，因为“学者无法确定自身会从何处得到启发”。卡普建议的实质，即历史研究中的创新并非脱离既有学术传统，而是在掌握前人成果、明晰学术脉络的基础上对学术边界作拓展，有了大量阅读前人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才能有自己灵感迸发的创新。

简而言之，在选择研究方向和培育问题意识上，必须有长期的氛围滋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方能产生创新性的问题意识；若要选择大西洋史作为学术道路，必须结合前人研究路径，缓步而行，方能开拓属于自己的新领域。七位学者的学术人生为读者展现了何谓“守正与创新”。

走向全球大西洋史：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未来

作者魏涛以细致的提问帮助七位受访者回顾了自身代表性研究成果，受访者亦提出许多深刻、有趣的议题供读者发散思绪。同时，学者们对大西洋史局限的回应极具史学功力——他们巧妙地将全球史、跨国史等研究方法与自身既有研究结合，引介了全球大西洋史的研究范式。上述优点辅以书中丰富的参考文献，使本书成为一本大西洋史、全球大西洋史研究的“简要研究综述”。可以说，对有志于从事全球大西洋史或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本书值得一看。

虽有众多优点，但对该著仍有两点期待。一是学术视野偏重美国本位。七位受访者中仅奥肖内西一人具有英国学术背景，缺少来自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等新史学派别）及非洲学界的声音，导致书中呈现的大西洋史图景仍以美国学界为主轴，与“全球大西洋史”的倡导之间存在一定落差。希望未来有更多海外学者尤其是非英语学界的学者受访，以进一步充实国内学界对大西洋史的认识。二是访谈体裁存在天然局限。访谈录作为一种文体，其学术深度受制于对话情境，七位学者的观点多停留于方向性介绍，难以呈现具体的史料运用与论证过程。对希望深入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读者而言，本书更适合作为入门导引而非细致的研究指南。

二战后，美国史学界以大西洋史重写了“美国诞生”。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美国诞生”的书写仍间或陷入“进步史观”“目的论叙事”中，往往过多关注美国及英国因素在美国革命中的影响，忽视其他因素。藉由《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书写：七位欧美历史学家访谈录》问世这一契机，正如斯帕克斯的建议，中国学者们可以借鉴全球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跳出西方中心论桎梏，重写一部中国视角下的美国早期史。